两弹一星之父到底是谁(两弹一星元勋称号)


1964年10月16日,下午3时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,震惊世界。

为了这一天,钱三强奋斗了数十年。然而,还来不及表达喜悦,三天后,钱三强卷起铺盖,搭上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,开始为期数月的“四清”生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没有人知道,也没有人在乎,这名五十出头、书生模样的被教育对象,是中国“两弹”研制的总设计师。

此时的北京,庆功会开得很热烈,钱三强所在的二机部(第二机械工业部),几位领导都拍了照,登了报。只有这位专家出身的副部长销声匿迹。

后来,别人问起,他笑着说:“有几个做代表就行了,缺一个不算什么。”

历史不公,往往在事件发生的当时,已经埋下了伏笔。如果没有知情人出来仗义执言,久而久之,中国科学界“三钱”之一的钱三强,估计真的就默默无闻,深藏功与名了。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1964年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

01

钱氏家族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望,“三钱”都出生在那里。

钱三强原籍湖州,生在绍兴。在他1913年出生后没几年,他的父亲钱玄同,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著名的旗手。

不过,与父亲在语言文字学上的造诣绝不相干,钱三强走的是纯理工的路线。

父亲很开明,曾在信里鼓励儿子的选择,说咱们家三世业儒,不懂治生之道,以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,你学工学理也好,将来可以荣宗耀祖。

1932年,钱三强从北大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,钱玄同写了“从牛到爱”四个字赠予儿子。什么意思?一是勉励儿子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,二是希望儿子向牛顿、爱因斯坦学习。

钱三强没让父亲失望。四年后,他的毕业论文获得全班最高分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跟他并列最高分的同班同学,是日后与他相伴终生的何泽慧。

何泽慧后来回忆说,“在清华的时候,我们女生是从来不主动找男生的。在我看来,那些男生,谁来找我就是不好好念书,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”。

她又补充道,“钱三强没有主动找过我,他基本上算是符合条件”。

1937年,日本侵华,世道变坏。

钱三强考取了公费留法名额,犹豫着要不要漂洋过海。

他的父亲此时已经病重,但仍然劝说他:“你还是出国学习吧! 不要管我, 你是属牛的, 学习要拿出一股牛劲来!”

他这才赴巴黎大学学习。

何泽慧则在同年到德国留学,学弹道学。她在给姐姐何怡贞的信中,解释她为何选择这个专业:

“我学的弹道学,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。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,放枪放不准吗?其实只要我一算,一定百发百中!他们不早些请我,不然日本兵早已退还三岛了。

真是女中豪杰,颇有侠气。

钱三强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,学核物理,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·居里及其丈夫。

但他不满足于此,他还要求参加放射化学实验。伊雷娜很不解,问他:“你对这种工作也有兴趣?”

钱三强回答:“不是兴趣,是需要。我比不得你们,这里有那么多人,各人干各人的事。我回国后,只有我自己一个人,什么都得会干才行。例如放射源的提取,我自己不做,又有谁给我提取呢?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。”

1943年,在柏林的何泽慧,突然给七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信。

由于是战争期间,信极简短:“你是否还在巴黎,如可能,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。”

这之后,他们开始通信,并相互产生了爱情。

两年后,32岁的钱三强向31岁的何泽慧写信求婚。

科学家总是追求简练、精准,两个科学家的恋爱同样如此。

钱三强的求婚信说:“经过长期通信,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,如能同意,请回信,我将等你一同回国。”

何泽慧尽管内心激动无比,落笔却相当简洁有力:“感谢你的爱情,我将对你永远忠诚,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。”

1946年,他们在法国结婚,一起在居里实验室研究原子核裂变。

他们在实验室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,几个月的时间,每天如此。最终,他们共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、四分裂。

当他们把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后,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“中国的居里夫妇”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钱三强与何泽慧合影。

02

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,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,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。

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,令人动容。他说:

“回到贫穷落后、战火纷飞的中国,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。不过,我们更加清楚的是:虽然科学没有国界,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。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,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。我们当年背井离乡、远涉重洋,到欧洲留学,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,好回去报效祖国。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?应该回到祖国去,和其他科学家一起,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”

钱三强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导师。导师很快表示理解,说:“如果我是你的话,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1948年6月,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,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。

随着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,各个国家形成了了一股研制这种超级武器的热潮。

作为国际著名的核物理学家,钱三强的归国,立即进入了国民政府遴选原子能人才的视野。

当时,中国最顶级的三家科研机构——北大、清华、中央研究院都在争取钱三强的加盟。

他最终选择回到母校清华大学。

但让他困惑的是,原先各家承诺的组建原子能研究机构,推进起来却阻力重重。

他怀疑是中国学界的门户之见和体制藩篱,制约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。在发表于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,他说:

“这次,我回到祖国,看看国内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。各大学门户之见,甚至各系之间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。诸位是未来科技界之后备军,我希望你们将来进入社会要根绝这种毛病,要打破为清华,甚至为清华物理系努力的观念。你们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物理界!

1949年3月,北平刚刚解放两个月,钱三强接到通知,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,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。

很多年后,钱三强回顾起这段经历,记忆犹新:

“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,喜悦之余感慨万千。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,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。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!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。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。”

最后的时刻,国民党给他送飞往台湾的机票,他果断拒绝了。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年轻时的钱三强。

03

新中国成立后,年富力强的钱三强走上科技领导岗位。

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前期的创建工作,牵头成立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。后来的“两弹一星”工程中,许多研究人员正是出于此。

他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,深度接触苏联的原子弹研究机构。在被苏方列为高度保密的情况下,他还是有机会与“苏联原子弹之父”库尔恰托夫进行数次长谈。

在后来中苏交恶的背景下,这些早期学习到的东西,成为我国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宝贵经验。

1956年,主导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成立,钱三强被任命为主管科研业务的副部长。

在核武器研制的茫茫大海中,只有钱三强知道眼下应该干什么,由谁来干。

有学者形象地描述了钱三强此时的作用与地位:

这时的钱三强,是科学前沿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领军大将,他总是在关键时刻,调配关键人物去解决关键问题。在谋划全局的时候,钱三强总能周密地考虑到布局上还有哪些环节是空白点。他不能让这几个空白点堵塞千军万马的必经之路。

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他出入中南海,为最高层授课,普及原子弹常识。

这段时间,钱三强平步青云,升迁之快,堪称罕见。而这也为他此后不断遭遇政治麻烦,埋下伏笔。

1957年,大鸣大放开始。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找到在苏考察的钱三强和钱学森,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。

钱三强替钱学森“挡枪”,说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,对情况不熟,由我来说意见就好。

他满怀热情、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了真心话。他向刘晓提议,中国应该充分信任知识分子,让他们有职有权,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,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,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。“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,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,参加领导工作,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。”

刘晓走后,钱学森不解地问:“他们想干什么?”

钱三强说:“礼贤下士吧。”

谁知道,风向很快就变了。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,最高领导发话了:“我历来讲,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……知识分子尾巴一翘,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。”

于是,真诚提意见的钱三强,也变成了“翘尾巴”的钱三强。

在二机部的领导班子中,只有钱三强是内行出身。他好几次在部里的会议上说:“我是少数派,但我的意见是遵循科学提出来的。”

没有用,他越是据理力争,别人对他的批评就越是强烈,还说他骄傲自大。帽子扣了下来。幸运的是,此时原子弹的研发还在攻坚阶段,钱三强的地位无可取代。想整他的人,终于没有成功。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1962年,周恩来与钱三强、周培源在茶会上。

04

当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说,钱三强有书生气。

钱三强单纯,真诚,嫉恶如仇,对不合理的现象,时常感觉不吐不快。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,也就时常“祸从口出”。

1962年2月,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。聂荣臻请来周恩来和陈毅,为知识分子鼓劲。

陈毅在会上向知识分子脱帽、鞠躬。周恩来则在讲话中明确宣布,“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,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”。

听完讲话,钱三强感情激动,流下了眼泪。回到北京后,他振奋地向科学院传达“广州会议”精神,期间又联系实际说了这么一段话:

“聂荣臻元帅说,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。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。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,只知道看档案、抓批判、搞运动,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。”

历史也许不会重演,但风向会再次改变。

在这个节点上,钱三强领导的中国原子弹自主研制已经有了眉目。

数年间,他将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级科学家,比如王淦昌、彭桓武、王承书、于敏、黄祖洽等人调过去担当重任,并不拘一格举荐了邓稼先、朱光亚等大咖。这些人,后来基本都成为了“两弹”功臣。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钱三强推荐、选拔出来的部分物理学大师。钱三强推荐、选拔出来的部分物理学大师。

越接近成功,越步入正轨,钱三强的可替代性就越强。

尽管在周恩来、聂荣臻等人的保护下,钱三强还留在二机部担任副部长,但事实上,他已被排斥到了相当边缘的位置。

1964年10月16日,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的几个小时,钱三强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。刘杰告诉他试爆时间,直到这时,这名最主要的主导者,才第一次知道了试爆的切确时间。

分享成功的时刻,这名最初的主导者、最主要的推动者,却被人刻意地遗忘了。

这名伟大的核物理学家,在最应该欢呼的时候,被送到了农村,接受农民的再教育。

两年多后,1967年6月17日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内行人都知道,这次成功,也与钱三强1960年就组建了研究小组密切相关。

这两个轰动世界的大新闻,最早还是由法国的媒体点出了钱三强在其中的功劳。他们称,钱三强才真正是“中国原子弹之父"“中国核弹之父”。

这一称号,出口转内销,慢慢在国内流传开来。

钱三强本人却不接受,他说:“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,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,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,喜欢用‘之父’‘之冠’这类称谓。”

更可怕的是,后来,这一称号成为钱三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状之一。他所在的二机部不忘“补刀子”,在一份文件里指出:“他(钱三强)有严重的权威思想,在党内以专家自居……对党的领导不放在眼里。”

庆功的时候没他,受罪的时候倒少不了他。中国原子弹之父:深藏功与名,差点错过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称号

晚年的钱三强与何泽慧。

05

钱三强真正恢复工作,已在十年之后。岁月蹉跎了一位大科学家的命运,其间的代价,只有反思中的民族才能痛切地感受到。

恢复工作后,钱三强每天乘坐公共汽车上班,风雨无阻。

他和何泽慧住的房子,是1950年代初分配的专家楼。到1980年代,已经老旧不堪。中科院在中关村盖了新楼,动员他们搬过去,他们一直拒迁,理由竟是新楼离图书馆远,不方便。

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无异,低调到上菜市场买菜,卖菜人还嫌他们买不起这么贵的菜。

人最大的教养,正是来自骨子里的低调。

但一个国家,对待伟大的人物绝不能低调。

1992年,钱三强心脏病发作去世,享年79岁。

此前,他曾接受采访,引用马克思的话,说出自己执着于原子能研究的心声:

“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,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,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。那时,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,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。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,但将永远存在;而面对我们的骨灰,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

1999年,中共中央决定在建国50周年的时候,对当年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。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最初遴选名单出炉后,老同志张劲夫在上面找不到钱三强的名字。他反复强调,钱三强功不可没,名单没有他是缺憾。

张劲夫说:“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,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,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,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?”

这样,钱三强才没有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擦肩而过,否则历史又会再次把他遗忘。

那年,国家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颁发证书之后,钱三强生前的老部下、老同事彭桓武到了北京福田公墓,在钱三强的墓碑前,宣读获奖证书,并三鞠躬。

这是一份迟到的致敬。

有记者问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,怎样看待父亲起伏的一生?

“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除非你不去做。一个人能成多大事,就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与委屈。”钱民协回答道,“对于他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的一生而言,我觉得高低、起伏都是历史的选择。而在我这个女儿眼中,他是一个很平实的人,他始终在做自己”。

静水流深,智者无言。国之脊梁,默然挺立。

愿我们的时代,对得起真正的国之脊梁。

秦志强:我从草根网络创业赚到100万后,发现竟只靠一招...>>>

秦志强:朋友圈成交文案模型(收款过100W的文案长啥样)>>>
版权声明: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有侵权/违规的内容, 联系QQ15101117,本站将立刻清除。